《上海外國語大學》2020年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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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語教育政策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推進國際化進程做出重要貢獻。回顧我國的外語教育規劃過程,盡管以自上而下的規劃路徑為主導,但社會調查和征求民意也是其中重要的規劃活動;同時,外語教育規劃也激發國人對外語教育的復雜的情感。然而,當前的研究很少探討外語教育政策應如何回應公眾意見和感受,提高公眾的滿意度。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公民的話語空間發生改變,公眾意見表達異常活躍,社會輿情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以輿情為研究視角,探索外語教育政策的回應性。高考英語是我國重大的外語教育政策,外語教育規劃與高考英語政策變遷息息相關。本研究以高考英語的政策變遷為主線,并選取其中四個關鍵節點為經驗案例,探究高考英語輿情與政策回應性的關系。本研究分析認為,政策回應性受制于制度語境、外部環境和由公眾意見與媒介話語構成的社會輿情。為探究輿情與政策回應性的一般關系,本研究提出三個具體研究問題:(1)高考英語輿情特征如何?(2)高考英語輿情與政策回應性關系如何?(3)輿情與政策回應性關系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研究在理論視角上,借鑒政治學、公共政策學、新聞傳播學相關的輿情-政策關系分析理論,以話語制度主義作為一種綜合的理論視角審視高考外語政策變遷過程,構建出政策回應性的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融合量化分析方法對三種來源數據進行分析:(1)政策文本、歷史研究文獻和智庫研究報告;(2)慧科新聞數據庫和中國期刊網;(3)新浪微博,其中數據采用第三方爬蟲軟件采集獲得。在研究路徑上從總體和特定節點兩個方面探究外語教育政策回應性。論文共分七章。前三章闡述了研究現狀和基礎概念與理論,論文第四章從總體上考察了高考英語政策變遷的制度文化語境。高考英語政策主要體現在科目地位、命題方式、考試內容和方式等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高考英語政策變遷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穩定上升期、調整變化期和鞏固發展期,政策的變化可視為對外部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社會輿情的積極回應。論文第五章分析了高考英語輿情的總體特征。本章從報紙媒體、社交媒體和學術期刊三種媒體描述高考英語輿情的時空分布特征、輿情主題和熱點事件。輿情分析表明,在高考英語政策調整變化時期,公眾輿論對待英語的態度比較復雜,一方面認可英語作為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工具性特征,另一方面要求弱化高考英語的科目地位、減少高考英語考試的社會功能比較強烈。新一輪高考改革啟動以來,社會輿論聚焦在一年兩考和中外文化沖突方面,容易引發成社會熱點事件。高考英語聽力是最為頻繁的高考突發性事件,地方政策回應方式不一,但隨著新高考改革的推進,回應的重點是加強考試管理,穩妥推進高考英語聽說考試。接下來的論文第六章通過高考英語政策變遷的關鍵節點的探究高考英語輿情與政策回應性的關系。研究表明,盡管1999年以來國家高考制度改革政策突出高考內容和形式的改革,但是公眾輿論的焦點在科目分值、計分方式和考試方式上。1984年第一次高考改革后高考英語確立了和語文、數學同等的統考科目地位和分值權重,并在實際中得到強化。新世紀以來公眾對英語熱開始反思,弱化英語的呼聲比較強烈,2006年江蘇省通過對民意的積極回應和協商,首次降低了高考英語分值。2013年北京高考改革迎合社會輿論,提出降低高考英語分值的方案,但是公眾意見中專業話語發揮了重要影響,維持了高考英語地位。2017年以來為克服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新高考改革試點省份高考英語“一年兩考”,雖然降低了高考英語聽力事故的風險,但是測試技術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能力成為“一年兩考”的制約因素。論文第七章為啟示和結論部分,將輿情的政策回應總結為四種模式,即主動咨詢型、積極協商型、消極協商型和壓力回應型,從三個方面提出回應性外語教育政策發展的可能路徑,即正確認識觀念性沖突、合理運用輿情調查、做好輿論環境建設。本論文的研究創新主要體現在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和研究應用三個方面:首先在理論基礎上,以多學科知識為基礎建構外語教育政策回應性的理論內涵,為外語教育規劃探索符合現代治理理念的科學路徑;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將質性探究與媒介框架分析和政策敘事相結合,拓展了質性研究的內涵;最后是本研究的應用創新,政策回應性為當前的高考改革和外語教育規劃提供新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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