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黨史學習教育 弘揚光榮革命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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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陳良焜,1932年出生,祖籍浙江紹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1953年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1958年畢業后留校。主要從事宏觀經濟數量分析、老年人口及社保制度建設、教育投資決策分析等研究。

開展黨史學習教育 弘揚光榮革命傳統

陳良焜

199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其中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包括:各級財政對教育的撥款,城鄉教育費附加,企業用于舉辦中小學的經費,校辦產業減免稅部分)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百分之四。“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對教育經費給出定量的評估標準和政策目標,從此公共教育經費撥款有了數量上的政策依據,我國公共教育經費逐步走上有保證的穩定增長之路。“百分之四”政策目標的提出是教育撥款方面迄今最重要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從研究探討直到進入中央文件,前后長達十年,我曾經直接承擔了這項政策的早期科學研究,又在科研成果進入政策層面的過程中,參與了一些數據支撐的技術性工作。本文是我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有關回憶。

教育科學“六五”規劃的重點項目的上馬

1982年,國家制定和實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六五”規劃,其中教育科學要重點立項研究教育與經濟的關系。

聽到立項研究的消息后,全國有20多個單位對這一項目感興趣并申請立項。當時教育戰線百廢待興,而國家財政也面臨著方方面面的壓力,反映到人們的認識上,就產生了一些分歧。教育戰線乃至一些社會上的人士認為,應該加大財政對教育的投入;而經濟界乃至政府的計劃和財政部門則認為教育經費一時難以大幅增加,應該努力提高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雙方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成為當時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問題。這也是這么多單位都愿意參加這一項目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國外關于人力資本的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科思想開始傳入國內,人們也企圖通過這些新學說破解當時中國教育面臨的經費短缺問題。

在此之前,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一篇用經濟學觀點探討教育的文章,在社會上有比較大的反響,所以校方建議厲以寧作為負責人,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和高教所的一批教師為梯隊,組成項目研究小組來申請這一項目。

由于項目申請單位很多,經過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認真研究,決定本項目由多個單位共同承擔,由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擔任項目組組長。厲以寧教授在北大召集會議,表示愿意參加的單位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子課題,加以協調分工并開展研究。會議對課題名稱進行了熱烈討論,時任教育部黨組成員的計劃司司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組長張健同志說:“百家爭鳴,一家做主,項目名稱由厲以寧拍板。”于是該重點科研項目的名稱采用厲以寧的意見:“教育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資經濟效益分析”。共計24個單位參加,39個子課題入選。

1983—1986年將近三年的時間,各個子課題歷經中期檢查、課題評審,取得一批成果。厲以寧教授于1986年上半年將項目成果的主要結論寫成書面報告,送交國家教委、國家計委等領導機關,并報送中央領導同志。新華社于1986年第616期《國內動態清樣》上刊登了報告的主要觀點,引起中央領導以及一些中央部委的重視和討論。項目的成果還集中編成專著《教育經濟學研究》,1986年完成書稿的編撰,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正式出版。1990年,這項研究成果獲得國家教委頒發的全國首屆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又獲得國家教委頒發的全國高等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1999年,又獲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頒發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教育投資政策目標4%的研究,就孕育在該項目的一些子課題和研究結論之中。

國際比較——公共教育經費合理比例的初始思路

在項目中,有多個子課題從不同角度利用多種方法對我國教育經費撥款的合理界線進行了探討:有國際比較分析,有國內歷史現狀分析,也有建立模型做經濟計量分析。我當時是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副教授,由于我的學術背景是統計計量分析,厲以寧教授就要求我從統計計量的角度對教育經費的合理界線給出定量的結果。于是,由我和西南交大的賈志永、北京大學的章錚組成“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的國際比較”課題組(簡稱國際比較課題組),承擔該子課題的研究,這是和4%政策目標關系最密切的一個子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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