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離校:教育政策創新的實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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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的功能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價值分配,是實現改革和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教育政策事關千家萬戶,影響面更廣、關注度更高,一些政策推出后往往會很快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當前,教育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凸顯的“深水區”,社會大眾對于高質量教育的期望更加迫切,這使得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復雜性增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把政策做細做實,進而把實事辦實、好事辦好?

  南京市從2013年開始探索“彈性離校”工作,在經過長達四年的試點后,2017年春季在全市小學中全面推開。2018年3月,教育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中為南京這項工作點贊。12月,教育部印發專題簡報,向全國推廣南京“彈性離校”工作經驗。截至目前,全市有近10萬小學生參與“彈性離校”,基本解決了“三點半”難題。為什么要制定這一政策?政策是如何制定出來的?決策背后又有哪些考量?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采訪了南京市教育局的相關領導。

  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

  政策推出是一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正視問題是前提,找準問題是核心,解決問題是關鍵,任何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實事求是這個原則。在“彈性離校”的推進過程中,南京市注重聚焦問題,回應問題,把滿足需求作為決策最基本的出發點;同時做到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把實事求是作為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

  小學生放學以后接送難,是一個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就已經被感知到的問題,當時,教育部門推出“困難班”,同意學校采取有償方式看管無法被按時接走的孩子。由于涉及教育收費的問題,這一做法后被叫停。學校的服務雖然停止了,但是客觀需求一直存在,這就讓小飯桌、托管班等社會機構快速發展。就算這樣,周三這一天仍然是廣大家長難過的“關口”,這天下午是老師們集中搞政治業務學習的時間,比平時放學時間還要早,更多的家庭面臨著不能按時接的問題。一邊是老師們業務提高的需求,一邊是家長們的為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校推出了“快樂周三”制度,在周三下午把孩子們組織起來開展活動,既不影響老師研修,也不給家長們帶來額外的負擔。

  “快樂周三”的順利推行,以及家長們的強烈需求,讓學校和教育部門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一天的延時離校還不足以滿足需求,應該逐步擴大到每一天。2013年,南京市教育局在做了大量的前期調研后,開始在部分學校做“彈性離校”試點,讓前期形成的初步方案去經受實踐的檢驗。

  在試點推進過程中,不同的聲音也有不少,有的家長認為僅僅是延時看護還不夠,還應該更豐富;有的則覺得“延時看護”是學校的必盡義務,老師們應該無償做好這個工作。在這些聲音面前,南京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始終堅守兩個認識:一是“延時看護”暫未列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范疇,是政府提供的一種選擇性服務,學校只是受托于政府的責任主體,目的是為了發揮政府公共資源效用的最大化;二是由于資源和人力物力有限,應堅持循序漸進,逐步滿足家長們更為多樣化的需求。

  盡力而為展現的是一種氣魄,量力而行體現的是科學精神。省委婁勤儉書記在今年省兩會期間強調,對新辦的民生實事,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在“彈性離校”政策推行過程中,南京市把群眾的需求當做追求的目標,但不盲目做承諾,不隨意發號令,努力找到供需的平衡點,始終沿著教育的客觀規律逐步前行。

  各方面達成共識最難,也最關鍵

  一項政策從制定、執行、評估到再調整,這個“政策場域”中除了政府、主管部門、執行主體,還有社會大眾、專家、媒體、政策對象等方方面面。圍繞一項政策,每一個方面都有各自的角度、立場和話語,甚至同一個群體內部也會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體。立場各不相同,對政策的理解和表述也會大有差異,自然也會影響到政策的落地和推行。要把各方力量轉化為政策合力,就要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找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把政策推行的過程看做達成共識的過程。

  為了推動“彈性離校”的科學實施,2017年2月,南京以市政府辦公廳的名義下發了全面推開的指導意見,為這項工作的落地做了政策支持。此外,南京市政府還將“彈性離校”列為重點民生項目,同時把對這項工作的考核納入市政府的民生幸福考察指標,每年進行督導評估。可以說,從政策定位到目標考核,南京市政府沒有把“彈性離校”當成某個部門的事情,而是主動牽頭,并由教育、財政、人社等多個部門緊密配合,從根本上保證了政策的執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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