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為何推動新型城鎮化是“長短皆宜”的政策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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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宏觀政策更加注重結合短期調控和長期結構性改革目標。當前形勢下,穩就業穩民生需要較大體量的“主動”財政擴張——推進新型城鎮化可以在短時間內承載較大規模的政府主導投資。長期視角看,推進戶籍城鎮化和大都市圈建設是進一步消費升級產業升級的必要基礎。切實推進新型城鎮化所需的戶籍、土地、社保和財稅體制改革,在當前環境下更有緊迫感。制度建設之外,補齊相關基礎設施的“短板”對于要素改革和城鎮化進程的有序推進也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摘要

  近年宏觀政策更加注重結合短期調控和長期結構性改革目標。3/27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研究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對沖海內外疫情影響。4/19政治局會議重申加大政策對沖力度,并提出“六保”,其中“保居民就業”和“保基本民生”置于前兩位。4月9日,國務院、發改委同日發布《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和《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兩份重要文件。其中,“勞動力”和“土地”兩個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被放在首要位置。我們在本文重點探討新型城鎮化對短期穩需求和中長期結構性轉型升級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后者。

  當前形勢下,穩就業穩民生需要較大體量的“主動”財政擴張——推進新型城鎮化可以在短時間內承載較大規模的政府主導投資。我們在此前的報告中估算[1],百年一遇疫情沖擊下,若今年下半年經濟回到6%以上、全年達到2.5%-3%的GDP增速,則需要財政赤字(在“被動擴張”約3.5萬億元的基礎上)“主動擴張”3-4萬億元的水平。主動財政擴張雖然在紓困、促銷費、以及減稅降費等領域都有空間,但加強政府主導的投資可能仍是達到財政擴內需力度的必要選項。

  長期視角看,推進戶籍城鎮化和大都市圈建設是進一步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的必要基礎。雖然表觀城鎮化已近6成,但是中國戶籍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均遠低于這一水平,真正意義上享受“大都市”生活便利和生活水平的人口比例仍不高。戶籍城市化及現代都市圈發展滯后,且部分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仍有“短板”,均對實現消費擴容、產業升級、及生產力提升等中長期目標形成制約。我們通過理論分析和跨國比較具體闡述了新型城市化對推動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意義:

  中長期看,加快“戶籍城市化”有利于提升總體居民財富增長、提高城市生活質量、釋放消費潛能;優化勞動力資源分配、提高勞動力總體素質、促進連續就業,從而有效推升全要素生產率。

  國際經驗看,打造更多高級別大城市和高能“大都市圈”有利于在知識經濟時代催生產業集群和分層,加快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迭代升級,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同時,有效緩解城鎮化過程中房價、生活成本快速攀升等一系列的“大都市病”。

  切實推進新型城鎮化所需的戶籍、土地、社保和財稅體制改革,在當前環境下更有緊迫感。促內需的短期目標之外,近年中國勞動人口、尤其是農村勞動人口加速老齡化全要素增長率結構性下降,且外需增長結構性放緩,亟需完善供應鏈、擴大內需匹配中國制造業產能——這些中期挑戰凸顯了加快關鍵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緊迫性。

  制度建設之外,補齊相關基礎設施的“短板”對于要素改革和城鎮化進程的有序推進也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中國一些基礎設施的存量已達到發達國家標準,但很多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仍有較大投資及升級的空間——基建投資應從提高城市群通勤能力,實質擴張核心城市承載力,以及防治“大城市病”等方面進行規劃設計,具體包括城鎮軌道交通、舊區改造、政府補貼住房,環保及清潔能源,水利設施,油氣管廊,醫療、教育、文體、養老設施等領域

  正文

  一、外需增長可能在接下來2個季度甚至更長時間內都顯著低于潛在水平

  目前海外疫情高位筑頂,但可能有“長尾”。海外日度新增病例數自3月下旬開始大部分時間在8-10萬例/天波動,已經持續了40天有余。雖然目前顯露“高位筑頂”之勢,但疫情在全球呈現“多點爆發”特征——“第二波”疫情影響的歐美國家抗疫初現成效,但“第三波疫情”在部分發展中人口大國進一步擴散,對新增確診的“貢獻”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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