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行業大地震,為什么炸鍋的總是教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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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收錄于話題#熱點聚焦5#教育1
教育圈的瓜,想必各位讀者都或多或少會關注吧!無論你是教育行業的工作者,還是自己或身邊有孩子正處于基礎教育之中,最近教培圈的地震自然都會對生活有所影響——那么,教培圈到底發生了些什么,你真的盤清了嗎?
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一句便是:“持續規范校外培訓(包括線上培訓和線下培訓),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也就是所謂的“雙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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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一出,行業震動。其實,“雙減”背后的邏輯并不難于理解,也是在不久之前,三胎政策推出。那么為了鼓勵生育三胎,降低教育成本自然是當務之急,而如今價格日益水漲船高的教培行業,自然便要被首先開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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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就是在去年隔離期間,教培機構特別是在線教育行業經歷過短暫的井噴期,各家在線教育公司無論融資還是上市、都是形勢一片光明。
然后隨著復工復產生活步入正軌,在線教育便成為了與學校教育并存的、構成學生了更多外部負擔的存在、除了學業負擔,給各個家庭造成的經濟負擔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教育部才會明確提出“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等一系列嚴厲舉措。
“雙減”政策帶來的最強監管風暴,加上最近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本身面對的困境,二者疊加之下,中概教育股持續大跌,某些交易日相較高點下跌超過90%,簡直跌到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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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教育股下跌
好未來、高途、有道、第一高中、一起教育、樸新教育無一幸免,裁員的傳言與辟謠一時之間更是層出不窮。不少網友也在線吃瓜:教培行業,這次真的要遭遇滅頂之災了嗎?
教培行業究竟何去何從,強力整改又會帶來什么?樂觀者相信,這樣的舉措如果能夠有效貫徹落實,勢必會真正推動教育改革和減負,為孩子生養提供利好。
不那么樂觀的人則憂心,教培行業的整治可能會帶來有錢人選擇用家教等方式完成學校外教育,進一步拉大階層差距。觀點見仁見智,未來尚待開啟,現在無論如何斷言都顯得為時過早。
所以呢,我們今天暫且擱置教培整治究竟會走向何方的問題,去看看教育市場化背后的邏輯——教育市場化的邊界在哪里?過度的教育市場化是否會帶來弊端?相信關于這些問題的思考,也會帶給你關于教培未來的更真切理解。
01
學生可以看作消費者嗎?
大衛·科伯在他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底線》一書講述了美國高等教育市場化帶來的諸多問題:理查德·克拉切伯格在1972寫道:“無論喜歡或不喜歡,他們(高等教育管理者)在使自己的物品市場化”。
菲力普·科特勒在1985年的《教育機構的策略性市場化》中則指出,學務管理只是將市場營銷的一般原則使用到了吸引學生這個具體問題上,這個任務與推動旅游業或者增加教堂成員人數并沒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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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學生真的要被視作客戶嗎?教育又真的完全是被消費、被營銷的產品嗎?
無論這個邏輯是否存在問題,它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已經幾乎成為了一種現實。曾任麻省理工學院招生部主任的邁克爾·班克會特意聘請MBA人士,利用他們的市場技能來解決學校的招生壓力。
后來到了芝加哥大學,班克更是繼續使用了他的市場營銷工具包,將營銷學中的“發起人”原則運用到高等教育中。什么是“發起人”原則呢?
在營銷學中,消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如果最初的品牌被認為是“理想的”,那么人們會拿后出現的品牌的短處與之相比。于是,先出現的品牌會顯得很出色,于是對于新到者來說,競爭就非常困難。
而班克在招生時,一改傳統中三、四年級時才開始考慮學院問題的現實,從 16歲的學生就開始入手,果然是個內卷界的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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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覺得班克的做法顯得很遙遠的話,那么不妨看看我們身邊的故事:當早教、幼教、少兒競賽各種各樣的教育形態被創造出來,當內卷的年齡段開始一步步往前推的時候,究竟是需求創造了這些教育形態,還是這些教育形態創造了需求呢?消費主義的邏輯在這里似乎找到了指歸。
除了“發起人”原則,品牌營銷更是被班克玩兒得賊溜。為了讓“芝加哥大學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這一概念深入人心,班克發給預期申請者的普通畫冊《夢想與選擇》被換成了《心中的生活》,里面的內容也改變了!
學生們埋頭讀書的照片減少了,更多的是大學生們在參加“有趣”的活動,如跳舞、玩耍和踢足球。而這一類品牌營銷,和一眾教培機構打著清北名師的旗號吸引學生,本質上又有什么差別呢?
但是無論你是批判還是支持,對于班克而言,他的營銷是行之有效的,開始散發《心中的生活》的1999年,前一年下降了2%的申請者數量在那一年上升了22%。
芝加哥大學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只招收不到半數的申請者,申請者中還包括了更多的高素質學生:SAT綜合成績在1400以上的學生增長了30%。
類似地,前些年以考名校、快提分為指向的教培機構,常常都是賺的盆滿缽滿,某種意義上,教育的市場化,也在被市場證明著。可是這樣的市場化,又是否會帶來一些問題呢?
02
被市場裹挾的學校和教育
學校的市場化自然能夠帶來招生吸引力的增強、以及隨之而來的贊助經費的增加,但是,也有不少麻煩困擾著學校的決策者們。
斯坦利·菲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杜克大學英語系任教授時曾引起過轟動:他用優厚的條件請來了最著名、至少是最熱門的教授。
但事情很快就失敗了,菲什請來的教授們有的被更優厚的條件請走了,有的則完全放棄了教書這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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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相似的故事也在我們身邊不斷上演著。一些確實高水平高質量的、帶出過許多優秀學生的清北名師們,被各家教育機構爭相開出極具誘惑力的薪酬。
另一方面,民辦學校則常常會向公立學校的頂尖教師們拋出高薪誘惑的橄欖枝——每個人都需要生活的資本,這樣的誘惑之下,優質的教育資源流向更加市場化、高收費的去處,自然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對于不能進入這些教培機構或者民辦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所接受到資源便是自然受限的。
商業模式的引入對教育行業的影響遠不止于此:計劃預算制度、零基預算制度、目標管理法、全面品質管理、平衡計分卡、策略規劃、標桿管理、強調“核心能力”的外包。
這些商業管理術語都在進入現代美國高等教育的市場,效率的吸引力和它的膜拜已經成為美式高等教育的基本內容。可是,如果真的把辦學當作經商,問題便開始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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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學校無價值的股票、開設沒有自備圖書館的校園、像請臨時雇員補缺或者請小時工一樣聘請兼職教師,為了節省經費而反智識的手段層出不窮,可是,這樣的大學教育究竟有沒有變味呢?當所有的一切包括學校的名稱在內都被外包——不僅僅是學校的商業事務,而且由誰來上課和誰來聽課這樣的決定也被私人化——大學還剩下什么呢?
相似的問題我們也在面對著,當教育內卷到變味的時候,孩子們又真的能收獲健康的成長環境嗎?商業化的市場必然會導致競爭,競爭的教育市場里內卷不斷加劇,而作為教育消費者的孩子們被迫加入這樣的內卷,對他們來說又真的是有益長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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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教育,提供可能而不是抹殺可能
近些年來,開放大學開始在英美興起:他們嚴格地對待課程設計,注重不同媒介的互補與沖突,公開自己的課程材料接受批評,關注自己教材的有效性和實用性。
而他們的宗旨便是,吸引“那些在社會中真正處于劣勢的人——那些原本永遠也不會想到自己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而這,也許才是高等教育最初的本質。
大衛·科伯在書中寫道,“從歷史上說,高等教育是一代精英把文化傳給下一代的途徑。然而外國的大學完成這一使命的能力不足以讓人信任。”
美國的高等教育已經變得更像一個市場而不是英才教育——除了質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因素:讓自己聲名遠揚,這需要錢;獲得認證機構的證書,這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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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反抗的姿態開始出現,大衛·科伯在書中對開放大學頗多溢美之詞,而其背后的邏輯正在于,這是一場“有意義的革命的開始”。
正如亨利·菲利浦·塔潘在《大學教育》中所說的,“這個國家的商業精神和擺在企業面前的各種賺錢途徑,造成了一種對教學非常有害的厭學情緒”,教育可以市場化,但教育的市場化是需要有限度的。作為一個具有正向外部性的部門,教育從來不能也不該是以盈利為目的。
當商業邏輯吞噬了高等教育,應用型文理學科的熱度取代了那些看上去不能立即獲得收益的學科,學術自由成為了某種奢望,很多自稱學院和大學的學校放棄了使高等教育有權要求社會公共資源的最佳機會,忘記了自己的目標是堅持真理。這樣的高等教育,豈不是違背了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永恒發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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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科伯在結尾處的一段話令人振奮,更引人深思——當然,他思考的是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問題,但我們也可以類推到基礎教育的商業化中。那么就在這里,與各位讀者共賞:
“可不可以說服公眾,讓他們相信大學既代表不可言喻的利益,也代表公共的利益——明確地說,高等教育可以培養有知識和有責任心的公民,鼓勵社會凝聚性,宏揚和傳播知識,增加社會靈活性并且刺激經濟?可不可以令人信服地說明大學提供的東西有著巨大的價值,即使不顧盈虧的壓力也值得為它投資——就像紐約大學的約翰·薩克斯頓所說的那樣,在某些領域,錢不是國家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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